多米体育如何博览方志、以志为鉴

　　多米体育纪要》。《读史方舆纪要》是清初顾祖禹所撰，130 卷，记述中国地域形势、城镇关隘、山川险易，以及古今战守、攻取、得失之

　　1916 年2 月29 日，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写道：“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从行文看，此信应有开列的经史子集77 种书目，能够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因手稿残缺，具体书名无从查考，而其中有几本方志类的书名也无从知晓。

　　《讲堂录》是1913 年10 月至12 月的课堂笔记。其中摘抄了潘耒《日知录序》的一些内容，特别详细地抄录了当中这一段：“昆山顾宁人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昆山人顾炎武（字宁人）撰写的32 卷本学术札记，内容宏富。顾炎武的学生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顾炎武撰的120 卷《天下郡国利病书》，是记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也很推崇。

　　《讲堂录》还写道：“《通典》《通考》《通志》，士人必读之书，典章制度礼乐兵农诸如此类，详考而详断之，甚有用之书也。”《通典》，唐杜佑撰，200 卷，上起唐虞，下迄唐肃宗、代宗。《通考》，《文献通考》之简称，宋元之际马端临撰，348 卷，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通志》，南宋郑樵撰，200 卷，系综合历代史料而成之通史。

　　最初接触的是什么方志，没有见于文字记载。学生时代的究竟读过哪些省志、县志，也很难统计清楚。1917年7 月，和学友萧子升、萧蔚然外出游学。在梅城，查阅了《安化县志》。这是阅读具体地方志的较早记录，而他每到一地便设法查阅方志的习惯也由此逐渐养成。

　　青年曾积极组织一批有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但他自己却没有出国留学。究其原因，从1920 年3 月14 日他致周世钊的信中，可以找到部分答案：“吾人如果想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多米体育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

　　1921 年新年伊始，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经过讨论，决定把新民学会宗旨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调整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不仅成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也成为的毕生追求。而为了实现这一宏图大志，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足迹大江南北。他更急切地想要了解中国、了解世界，而阅读方志也成为他通晓国内情形的重要途径之一。

　　1929 年3 月，红军占领福建长汀。在长汀辛耕别墅阅读《汀州府志》。1929 年6 月，红四军“七大”散会后，回到龙岩新邱厝。邓子恢按的要求，从县图书馆搬来一大捆书报，其中就有《龙岩州志》。

　　1930 年3 月的一天，让警卫员把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萧华找来。萧华赶到时，见正在仔细地看一本清代道光年间编纂《兴国县志》。红军攻占瑞金后，又找到一部清代乾隆年间的8 卷本《瑞金县志》，虽只剩下7 卷，但仍如获至宝地认真翻阅。

　　长征时，红军渡过湘江后，总部命令要求轻装。王稼祥望望的铁皮箱，问道：“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都是必要的吗？”认真地说：“《三国演义》《水浒》，还有一些唐宋诗词、路上捡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长征途中，每攻下一个县城或是每到一个重镇，都让人为他搜集县志和地方志，一看就是大半夜。遵义会议期间，徐特立派人给他送来一大堆书报，其中就有清代道光年间编纂的《遵义府志》若干卷。

　　延安时期，在潜心攻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同时，也认真阅读包括方志在内的文史书籍。他又反复阅读了《读史方舆纪要》。陕北地区的一些府志、县志，包括《延安府志》在内，也读过。1936 年，还读过山西的一些地方志。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也都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爱读方志的兴趣依然如故。他藏书中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等史籍，其中就收有总志、省志、府志和县志内容。还特意收藏了一些省志、府志和县志，以及《南岳志》等专志。外出视察，都要找来当地方志看，很多地方图书馆至今仍保存有他借书的记载。

　　1952 年10 月，视察黄河时，由罗瑞卿转告平原省负责人，调阅他要的《中州志》一书。在视察黄河以后，又与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就治理黄河问题谈到深夜。临睡前，他还浏览了《河南通志》《汴京志》等。

　　1956 年12 月29 日，致信周世钊，内称：“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1958 年3 月，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等阅读。以后，他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他还亲自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

　　1958 年9 月16 日，在安徽合肥视察工厂后回到宾馆，已是晚上10 点，但他仍无倦意，继续阅读《安徽通志》。

　　1958 年11 月13 日，到河南遂平视察，他在车上阅读明万历年间修的《汝宁县志》。

　　1959 年6 月30 日，登上庐山，早上便让秘书借来《庐山志》，之后又要来《续志》。对工作人员解释了庐山的山名由来，还讲述了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淳熙六年（1179）三月，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说：“朱熹这个典故流传后，‘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和‘以志呈阅’就成了后人的惯例。今天你们也要懂得以史为鉴，才能办好事。”

　　1965 年5 月21 日，重上井冈山途中，夜宿湖南茶陵县委大院。他对张平化说：《茶陵州志》，1927 年第一次打茶陵时就想看，没有搞到，现在不知能不能借到？张平化迅速请县档案馆送来一套八本线）版、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印的《茶陵州志》。当天夜里，一直读到凌晨三点。

　　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遇到初识的同志，通常会问其贵乡何处，多米体育然后总能说出其家乡的特点或典故。多米体育比如，1937 年4 月，在延安初见彭真。彭真说自己是山西侯马人，说：侯马是一个好地方，春秋晋国在那里建都，汉朝周勃封绛侯于此。1940 年3 月，在延安杨家岭窑洞见到师哲，得知他是韩城人，马上说：“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1942 年4 月13 日，和作家曹葆华等人谈话。曹葆华是四川嘉定人，点点头，说：“中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江苏。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曹葆华没想到，对他家乡居然知道得这么清楚。1956 年1 月10 日，南巡途径长沙，在火车上会见省、地、县负责人。当他得知宁乡县张鹤亭是河北省大名县人时，风趣地说：“原来你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啊！卢俊义还是你的老乡呢！”说得大家都笑起来。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大量熟读方志，不仅是为满足求知欲，更是将其当成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1941 年8 月1 日，起草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在《决定》“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中，明确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1958 年3 月，在成都会议上，他主张继承修志传统，倡议各地都编修方志。这一倡议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地新方志的编纂，使这一工作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

　　从写的大量文章可以看出，多米体育他的很多分析和判断都得益于他阅读方志。例如，1928 年《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再如，1933 年8 月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1934 年1 月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章，都谈到根据地历史上的情况，这无疑是在开展社会调查的同时又查阅了有关方志。

　　1949 年秋，中央在讨论进军西南时，决定让西康人廖志高任省委书记。说：情况复杂，对当地熟悉的人，多米体育了解情况，好办事。1950 年，一次会议上，问廖志高：“你的家乡是何时开发的？”廖说不知道。说：“是唐朝开发的。”廖又问：“你怎么知道的？”说：“是看你们的县志。”

　　1958 年3 月，在成都会议上听取山西省委陶鲁笳汇报缺水问题时，问：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陶说不知道。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

　　不论走到哪里，总对那里的文化古迹有很浓的兴趣。他不仅自己去看，还常常拿这些去考别人。1958 年8 月5 日，赴河北安国视察。车辆开进安国大街，经过药王庙，问安国县长焦家驹：“这庙里的药王姓什么？”县长说不知道，有些不满意：“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药王庙中祭祀的邳彤，是东汉光武帝刘秀部下二十八宿将之一，邳彤热爱医学。《祁州志》载，邳彤死后葬于安国南关，却在宋朝“显灵”，为宋秦王治愈顽疾，被立庙祀之，并加封为王。在看来，药王庙是宝贵的文化资源，而一县之长却不甚了了，难免令他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