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业“客观性”理念的诞生和发展历史多米体育——读《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读书笔记

　　多米体育理想应当有历史，客观性也从不是凭空产生的。为什么记者和批评人士都理所应当的用“客观性”来评判报纸？这种“理所应当”的观念从何而来？迈克尔·舒德森的（以下简称《发掘新闻》），从新闻出发，了解客观性，渴望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在当下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环境，信息鱼龙混杂，观点与事实交织不清，对客观性的追溯和讨论显得更为必要。以史为鉴，试图从过去纷繁复杂的历史脉络中寻找与当代发展相似或相异的地方。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是当世美国新闻传播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被广泛视为媒介社会学（media socialogy）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学术著作主题涵盖了媒介与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深入对美国乃至全球当代公共生活的探讨。

　　《发掘新闻》写于1978年，是其最热门、有深刻见解的著作。这本书是按照从客观性的缘起到新闻职业化、专业化对于客观性的影响以及最后的客观性未来的发展的脉络进行书写，其将新闻客观与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试图找到对于新闻从业者以及新闻界来说实现客观性的多重因素多米体育。舒德森曾直接点明：“促使报纸理念和操作相一致的是社会主导阶层的文化。”当然他也承认该书忽略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反党派”潮流，（在其后来的学术著作The Good Citize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c Life（Free press,1998）弥补了此不足）。除此之外，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水平等都将对新闻客观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便士报出现之前，报纸实际上并不应该被算作新闻纸，其上刊载的内容与客观新闻相差甚远。党派之争在报纸上表现极其明显，这个时候，客观性仅是一纸空谈。正如库珀在《美国人》中对报纸的质疑，他发现了报纸强大的影响力，同时恐惧于报纸狭隘、主观的观念与利益。

　　报纸在那个时期的表现，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又是社会仍然落后的体现。而便士报的出现则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应运而生的。社会上不同阶层崛起，人们都有看报的需求，而纯粹政党之争的报刊社论无法获得大部分受众，其昂贵的价格也不适应工业革命后的机器化生产。正如德弗勒所言，吸引人们的更多是低级趣味内容，便士报价格低廉且内容更加新奇或煽情，这适应了当时新出现的各种阶层，同时也宣传政治中立来吸引读者，不仅第一次反映了商业和政治活动，还刻画了社会生活。

　　可以说便士报的出现是报纸商业化的必然，其重视事实而轻视社论也是为了促进商业化得到利润，而这种初级的重视事实，却成为了客观性的开始。这种客观性的追逐并不是报刊记者或编辑的良心所在，而是为了顺应时代，赚取利润的顺势而为，客观性的起源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理想主义”。便士报创造了“民主市场社会”文化，即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范围的扩大，这种文化容不下盲目顺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会产生尊重“事实”而非盲从“价值”的“客观性”的信念。但是，在这个时期美国新闻业还没有产生共同的信念理想，也未成为一项专门化的职业，直到十九世纪末，才逐渐确立属于美国新闻业的专业理念和理想。

　　随着便士报的发展，新闻界在争夺新闻上逐渐白热化，报刊开始雇佣专职记者，记者的出现促进了新闻的职业化。这种职业化是时代推动的产物，又反过来推动了新闻的历史。美国内战对于新闻界的职业化推动巨大，动荡的时代不是灾难就是瑰宝，人们对于新闻的获取量大增，进而促进了新闻的职业化。记者成为职业之后，其对于自身的价值与选择成为了问题。战时记者的勇气与成功也使得这一职业逐渐被重视，再到美西战争期间，记者大放光彩，成名的想象到来，记者们开始认同自身的职业理念，开始找寻自身所承担的责任，其天真、有朝气，愿为事实一探虎穴，这种对于事实的重要性更促进了新闻客观性的发展。

　　20年代后，记者抛弃了进步主义时代中产阶级引以为豪的中立性，而逐渐采取怀疑主义和质疑的态度。在弥漫极端怀疑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硝烟里，人们意识到媒介并不是镜子式地反映现实，而是在建构事实，会因利益和偏见而进行选择。此时记者已经不再相信事实可以不证自明，不再坚持信息的功效。这种转变深刻影响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业。当事实衰落，记者便从目的的统一转向了方法的统一，客观性的理念由此诞生了。但事实并非是冷硬刻板的，这是当时记者的看法，但在编辑看来，事实就应当不带个人色彩，以此来确保事实就是所谓的真相。这种记者和编辑的争端将人们引入客观性的质疑之中。

　　客观性的理念是：应当将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人固然是主观的，要摆脱个人价值观念对于新闻事实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这是无数记者追求个人风格、质疑客观性的原因之一，无法达成的事情，不如不去思考多米体育。

　　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新闻记者所担任的职责与他们的理想并不符合。从精英到普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所在的信息环境正在被某种人为力量操纵。曾经被启蒙政治家赋予了神圣性的公众意见正在成为一个任人左右的非理性冲动多米体育。更别提自认为在引领公众探查真相的记者，当其发现自身处在“骗局”之中，并且是棋子之后，对于自身的怀疑和新闻业客观性的怀疑加深，人们开始质疑整个新闻界的客观性是否只是一场使其更容易纵的大戏，同时，记者们引以为傲的对事实的第一手获取也被公关人员拦截，其对自身职业认同出现危机，怀疑、反抗弥漫，必然造成客观性受到质疑。

　　众多进步分子开出药方，其中，李普曼认为新闻应当专业化。李普曼指出，“新闻业的敌人不是资本家，而是他们自己”。李普曼主张记者接受严格的教育，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他之所以呼吁新的专业性理念，就在于他们意识到了报道的主观性及其后果。但这种意识之后，仍然是无法摆脱主观的困境，专业化也变成了特定的报道手段与报道方式，这种方法的统一，必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从实践结果而言多米体育，过分强调操作上的新闻客观性可能会导致，出现所谓的“虚假平衡”。客观性的新闻操作实践一般以“信息”的形式呈现，而很多时候“信息”存在两面，媒体为了维持客观性便会将信息的两面报以同样的时间或篇幅，不管这两面是否真的值得那么多的关注。

　　与其强调方法的统一，不如仍回归到对于新闻的憧憬与对事实的崇敬时代，去认真探寻如何让全社会一同寻找客观性。舒德森说：“新闻从业者必须像其他真理探求者一样，学会相信自己、相信同事、相信世界、包容世界，但同时又要怀疑自己、怀疑同事、怀疑世界的表现，不迷失于世界。他们不会屈服于相对主义，也不会屈服于以客观之名行武断之实的传统。”对于记者的期望是舒德森对于客观性继续前行的解决方案之一，客观性的实现不单与记者有关，与整个社会有关，新闻毕竟有受众，不是单纯传话筒，其客观、受众不客观又有何办法，因此寄托希望于记者的自律与良知只是无奈之举。

　　虽然本书主要概括来说就是美国新闻客观性的一个发展史,从根本不讲究客观只为政党服务到追求客观性,再到之后的不再只是追求简单的客观性而是在新闻中讲故事,再到最后的主张没有绝对的客观,追求带有主观性的客观。整个过程也可以说是美国新闻史的不断磨合和进步。

　　从美国新闻报业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深入一点来思考当下中国新闻界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现代的新闻传播早已不是仅仅依靠纸质媒体又或者是电视媒体的传播了,自媒体的兴起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当记者，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新闻的人,因此新闻的客观性更加成为现代传播的一个问题,究竟我们要追求的是怎样的客观性。是像舒德森在《发掘新闻》中所写到的那样追求带有主观性的客观,还是就单纯的客观性,这无疑都是要去思考的命题。而当代中国对于新闻的教育目前为止我接触到的还是大量的强调客观性,对比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对于新闻客观性的质疑和对调查性报道的追求,当前中国在新闻教育上显然是稍有不足的。

　　仅仅只是强调客观和真实的新闻教育并不是真正成功的新闻教育,如何在这个自媒体流行的时代发掘出对于新闻教育新的突破口,符合这个时代媒介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则是中国的新闻教育真正应该做到的。好的新闻,除了拥有真实的事件和客观的报道,更需要合乎道德和事实的观点作为灵魂。

　　对于“客观性”，新闻业一直争论不休，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演变成了一个侮辱性的词汇。政府对新闻的管制日益普遍，记者被认为是被政治操控的。客观报道不是个理想，而是一个骗局，用来误导民众。同时，“批判文化”深深影响年轻一代人的思想，推动着新闻事业的变革。在第五章节中，作者表示在新闻业界，这种极度的对抗文化深深影响到新闻的“客观性”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与此同时，反对客观性存在两个隐秘的传统：一个就是文学传统，即新闻的影响；一个是调查性新闻。对于“客观性”理论至今仍然存在具体的争议，作者在其后陷入到了中庸的逻辑，并没有对于“客观性”理念做出精准的判断，而是表示“新闻业还未出现一个崭新的理想来成功地挑战客观性理念，但仍然存在一线希望”，“我们仍然是主观的动物”。

　　虽然作者并没有为我们精确而有效的描述“客观性”理念是否会实现，以及有没有实现的条件，但其对于整个美国新闻业客观性理念从无到有的梳理是值得肯定的。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就‘为什么’、‘目的何在’等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客观性作为一种理想，在过去，乃至今天，都常被用来作为权力的掩饰，有时甚至是用不诚实的方式去掩饰。但客观性的根源并没有那么肤浅，它不是用来为权威、特权提供掩饰，而是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 因此，我们在“遮掩”的方式、方法多米体育、程度上的共识便成了我们作为理解新闻的受众与新闻生产者之间的互动。当然，这个过程即发掘出了新闻。

　　现在来看，舒德森是用一种貌似笼统的方式，引入不一样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引出下一步研究的无限可能。比如“客观性的根源”，乍一看这实在是一个突兀的问题，客观性即便不被理解为理所应当，也不应该如此深奥。但舒德森却用非常缜密连贯的历史知识点醒了一个我们隐约知晓却难以大声说出来的现实——我们只不过“需要一种逃避” 。一方面，他向我们展示了新闻学学科上的危机。新闻应不应该、能不能够专业化？这就不单单指向新闻教育了，更深层次地，它直接抛出问题——“既然这个行业没有自我约束的社会权威机制，那为什么还未客观性而争论不休？” 另一方面，二战以后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国际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仿佛令美国人苦恼该如何来理解现实。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的相继出现不仅是对上一问题的回答，更是因为美国人要按捺住世界第一的喜悦并客观地理解这一切，至少是看上去客观地。

　　有意思的是，这似乎不仅仅是美国人的事，中国人的“逃避”在当今社会语境下貌似更加明显。只不过我们更多地把目光放在了对党性原则、新闻管制的批判上，其实我们仅仅需要多看一眼自己的内心。

　　舒德森在结尾时的喟叹深沉而真挚，“新闻从业者必须像其他真理探求者一样，学会相信自己、相信同事、相信世界，包容世界，但同时又要怀疑自己、怀疑同事、怀疑世界的表现，不迷失于世界。”这句话值得再次深思，同时这也是每个新闻人值得铭记的职业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