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体育纪实性新闻报道的不朽经典

　　多米体育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关于中国红色政权、革命与战争等无数问题，一路向西，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一位到红色苏区报道工农红军的西方记者。几个月后，他完成了家喻户晓的纪实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这本书于1937年10月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将“红色中国”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直到今天，这部著作仍然是人们了解现代中国的必读书。

　　先烈精神感召当代青年，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在《红星照耀中国》问世85周年之际，本期《书香》携手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读书小组成员，“重走斯诺之路”，沟通阅读经验、畅谈阅读感悟、共叙爱国之情。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斯诺来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之后他又在燕京大学做了两年教授。这些经历让斯诺对中国产生了十分独特的感情。

　　1936年，斯诺经宋庆龄和华北地下党的帮助与安排，由北平秘密出发，开始了陕甘宁苏区之行。他听从周恩来为其细致设计的92天旅程安排，在陕甘宁苏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采访，用口述史记录了毛主席的生平、故事，又采访了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详细记录了许许多多艰苦卓绝、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4个月后，他带着生动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十几个记录本和大量摄影图片，惜别红都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回到北平后，斯诺在英美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

　　由于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后，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党员的领导下，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1938年1月24日，斯诺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1938年2月，“复社”翻译出版了第一个中译本，考虑到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书名译作《西行漫记》。

　　2016年，这部经典著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正式恢复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以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1928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次来到中国，广袤美丽的中国大地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给他的内心带来极大的震撼与冲击。此后，他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时局。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从未有过一家西方媒体将中国正式报道给世界。对于中国的运动，国际上充满疑问却少有回答。“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斯诺这样写道。

　　1936年，在谨慎考虑后，斯诺作出决定：到陕北去!他怀着“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的心情，登上了去往西安的火车，成为第一位到红色苏区报道工农红军的西方记者。

　　此时的斯诺不会想到，这一趟神奇的红色之旅，将会成为一段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旅程。

　　对于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这样宏大而陌生的题目，斯诺显然做好了极为充分的准备。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开篇，斯诺以深厚的知识储备和敏锐的思考能力提出了一系列尖锐而切中要害的关键问题，例如：“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中国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在后续文章中，读者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使得《红星照耀中国》不仅仅只是对苏区生活的描摹和再现，更是对经历了伟大长征淬炼的中国的深度研究报告，使其价值超越了一般的新闻纪实作品。

　　抵达陕甘宁苏区后，斯诺见到了、多米体育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国领导人。作为一名卓越的记者，斯诺以历史亲身见证者的视角，提供了许多活生生的、一手的人物形象和实例——

　　“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在保安，他惊讶于的艰苦朴素。

　　“天黑后天气开始凉起来，虽然还只八月底。我把棉袄裹紧。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却已脱了棉衣。这时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在豫旺堡，他看到彭德怀与基层士兵同甘共苦。

　　斯诺还教独臂将军蔡树藩打扑克，尝试用博古珍藏的可可粉制作蛋糕，和李德、伍修权打“三语”网球……这些人和事穿越历史，真实可感、有血有肉地在书中呈现。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斯诺与苏区社会各界人士结下的深情厚谊。

　　《红星照耀中国》的魅力，还在于其朴实无华、刚健老辣、多米体育精炼隽永的文风，尤其是人物描写，寥寥数笔，人物的音容笑貌便跃然纸上，令人叹服。

　　在白家坪，他这样描写对周恩来这位书生出身的“造反者”的印象：“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塍，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白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描写比比皆是：让斯诺懂得“阶级斗争”的红色窑工徐海东、人生五十始的教育委员徐特立、自称年纪最大的64岁红军战士老李……透过文字，我们仿佛能看到一张张鲜活的面容，听见他们的笑声和歌声。

　　1936年10月，斯诺结束了4个月的采访，离开时，他动情地说，“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随后，他开始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整理和写作。

　　经过数月埋头整理和写作，《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著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斯诺用他独到的感受与生动的描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信念、主张和目标，以及当时鲜为人知的陕甘宁苏区军民的斗争经历和生活方式。

　　这本书是西方记者对中国和红军的第一部采访记录，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是斯诺卓越的新闻职业素养和实事求是的写作风格，造就了这部新闻史和报告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1938年年初，《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在上海出版，为避开当局的出版审查，这本书更名为《西行漫记》，然而朴素的书名遮不住内容的光芒，一经面世，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因为读了《西行漫记》纷纷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

　　每当人们对《红星照耀中国》交口称赞时，斯诺总是诚恳地说：“你们才是这本书的真正作者，你们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我只是个记录员而已。”

　　在《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序言中，他写道：“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

　　85年过去，斯诺当年在陕甘宁苏区看见并记录的红星，如今在中国、在世界依然烁烁闪亮，而且愈加璀璨夺目。

　　凡是读过《红星照耀中国》的人，大都被封面所吸引——一位红军小号手头戴八角帽，身体前倾，腰挎手枪，手持军号，举止间透着英武之气……

　　这幅名为“抗战之声”的照片，也成为了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的写照，为世人所瞩目。

　　阅读此书前我有些疑惑，一位外国记者，是什么让他甘愿穿越重重封锁，深入革命根据地，探寻“红色中国”?又是什么让他保持客观公正，不带任何偏见和立场介绍陕甘宁苏区红军的实际情况?

　　在书中，斯诺写下缘由：“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而与世隔绝。”在1936年之前，关于苏区、红军和领导的革命运动，西方世界的记者从未进行真实地记录和报道。

　　同时，斯诺目睹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热河战役，对中国的遭遇，他感到无比同情。

　　为了找到关于中国红色政权、革命与战争的答案，他开始思考，最终将目光聚焦到中国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初读此书，我只觉得这本书文笔朴实无华，语言通俗易懂，有的只是斯诺所看到、听到的。

　　跟随斯诺的脚步，深入苏区，我看到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质朴坦诚、爱军爱民，周恩来的平易近人、温文尔雅……仿佛也置身于那个红色的时代，与革命先烈们面对面。合上书本，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斯诺了解到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和生活状态，感受到苏区的热情和军民鱼水情。跨越八十多年，我也同样感受到中国人身上展现出的一种“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一闪即逝的，而是一种坚实牢固的根本活力”。

　　离开苏区后，斯诺用自己搜集到的一手资料，坚守客观真实、公平公正、匡扶正义、捍卫真理的原则，写出了一篇篇报道，刺破了反动派长期的新，多米体育不仅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存在，而且用铁的事实，回答了全世界人民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地处陕甘宁边区的中国，是反对日本侵略的核心力量，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中国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光亮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

　　正如斯诺预言的那样，在中国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这颗“红星”运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动着世界的发展，展现着大国担当。

　　85年前，斯诺目光坚毅、脚步坚定，将一个真实的中国和斗志昂扬的红军形象带向世界。85年后，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向世界宣告：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朝气蓬勃。

　　1936年春，给上海的地下党发出指示，要求他们找一个不带偏见的西方记者去陕甘宁边区，目的是向世界报道中国及其抗日主张。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初次在苏区见到斯诺时，周恩来这样说道。

　　这一幕，被斯诺记录在了《红星照耀中国》中，让我印象深刻。看到斯诺受到采访对象如此信任和重视，作为新闻学子的我心中充满感慨。

　　斯诺是第一位到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1936年，宣传舆论占绝对统治地位，中国及其领导的红军长期被边缘化和妖魔化。但斯诺没有轻易听信这些捕风捉影的报道，作为记者，他坚守“脚板底下出新闻”的原则，踏上了秘密前往陕北红区采访的旅途。

　　尽管当时所有的宣传工具每天都在警告着人们：没有谁进了红区能够活着回来，斯诺还是决定亲自去看看被军队反复“围剿”但顽强生存的中国、被铁桶般重重包围着的“红色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看到彭德怀“吃的很少很简单，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羊肉，有时有馒头”;他听到当地老百姓把红军称为“我们的军队”;他还发现虽然红军们的籍贯不同、方言不一，却不影响团结，尽管身上伤痕累累，他们对于革命依然充满乐观。正是因为斯诺“俯下身”观察中国，多米体育“沉下心”倾听苏区的各种声音，才写出这一部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在书中，斯诺写到中国对此次采访给予的大力支持，在苏区生活的4个月里，与斯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在数十次的彻夜长谈中，斯诺做足了准备工作，问了他能想到的所有问题。亲口回答了的基本政策，抗日战争中红军和军队的合作等疑问，还包括自己的身世。

　　甚至乘兴将尚未书面公开的《七律·长征》诗抄赠给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五篇《长征》以《七律·长征》作为结束语，这也是《七律·长征》最早在国外的传播。

　　读至此处，我意识到，这样一次成功的采访，不但取决于记者的采访技巧，更离不开记者的真诚。一次次面对面的交谈，一次次心贴心的交流，我看到了斯诺以真诚的态度去打动采访对象的内心，也体会到书中这些真实细节的感染力。

　　在新闻学课堂上，多米体育老师曾问过一个问题：“什么是新闻的生命?”答案就是：真实。简单的两个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将自己的采访内容密密麻麻地写满14个笔记本，扎扎实实地采访近4个月，才写下《红星照耀中国》。

　　斯诺并不是者，但他担道义、守良心，看待中国时，不带意识形态的偏见，始终坚守客观真实，追求还原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及其领导的革命，他所展现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操守让人敬佩。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

　　斯诺是幸运的，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采访到中国，写出一部脍炙人口的新闻纪实作品。恰逢新时代，我也是幸运的。希望自己能成为新时代的斯诺，能用自己的所学讲好家乡故事，传播好家乡声音，回到家乡贵州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书页翻动，我跟随埃德加·斯诺的脚步，乘上“去西安的慢车”，正式开启红色之旅。

　　与最初的想象不同，这本书没有激昂的话语，没有讲述惊天动地的壮举。在斯诺“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中，我却深刻感悟到信仰的力量。

　　在前往陕北安塞的途中，斯诺用“喂”向小孩子打招呼要水喝，结果没人理会他。经随行人员提醒“你可以叫他‘同志’”后，很快得到水喝。

　　斯诺笔下的红军队伍有一种生气勃勃的精神。在红军前线，斯诺聆听了一堂红军的政治课。红军小战士们的精神面貌和战斗热情令他极为钦佩，他充满感慨地写道：“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队员身上寄托中国的将来。”

　　随着采访深入，斯诺对外界关于红军的不实传言感到气愤，于是，他带着相机，记录着苏区真实的军队、百姓的生产生活等情况。

　　他原本以为，位于大西北黄土高坡的红军，大都是面容消瘦、精神萎靡的。事实上，苏区经济运行比他想象中有序得多，精神面貌也是积极的、向上的。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革命先辈之所以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饱含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这股信仰的力量。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这些宝贵精神财富，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强大支撑。

　　百年来，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凝聚着青年的热情和奉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我们应该接过革命的火炬，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跑出最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