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体育【原创研究】数字时代美国新闻媒体管控的“合理化”路径：历史溯源与现实拓展

　　多米体育本文聚焦结构性的经济因素何以形塑美国传媒产业生态，探究资本逻辑与市场联手将媒体与信息管控“合理化”的主要手段，回溯自20世纪以来资本通过控制大众媒体介入新闻生产的历史脉络，梳理与分析平台媒体时代互联网公司对新闻媒体的隐蔽宰制，归纳出资本操控媒体和舆论的市场驱动型新闻传播模式在数字时代的拓展趋势。

　　20世纪中叶传播学在美国兴起至今，一直是以微观视角聚焦媒介文本、传播效果、受众分析的经验学派占据其主导地位。随着20世纪60年代批判学派和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传播学界逐渐转向挖掘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传媒产业结构的形塑作用，[1]着重考察宏观的经济秩序与新闻传播的生产、消费、流通过程之间盘根错节的关联，由此揭开了“新闻客观性”“媒体独立性”等表象之下掩盖着的资本逻辑和操控路径。[2]

　　虽然传播技术经历着快速的迭代与变革，但是由少数商业寡头控制信息流动、操纵公共议程所致使的“传播垄断”趋势非但并未被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学界进行的长期跟踪调研发现，以硅谷巨头为代表的美国私营企业拒绝披露关键资讯、借助司法等“合理化”手段妨碍新闻媒体进行调查报道。[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2年发布的报告指出，一些大型跨国公司采用的以“法律威慑”为主的实践路径已经成为限制新闻媒体展开批评性报道和舆论监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记者因担忧在网络上展开的新闻调查被判定为犯罪行为而被迫“自我审查”，难以承担有效监督的职责。[4]上述这些研究都揭示了美西方国家资本和市场联手操控新闻媒体的隐秘机制，进一步凸显了现实场景与美西方自我标榜和四处宣扬的“媒体独立”“知情社会”理念之间的根本性矛盾。

　　本文聚焦结构性的经济因素何以形塑美国传媒产业生态多米体育，探究资本逻辑与市场机制联手将新闻媒体管控“合理化”的实践路径，回溯自20世纪以来资本通过控制大众媒体介入新闻生产的历史脉络，梳理与分析平台媒体时代互联网公司对信息的隐蔽宰制，归纳总结出资本操控媒体和舆论的市场驱动型新闻传播模式在数字时代的拓展趋势，为国内同行和读者进一步“祛魅”美西方所鼓吹的有关新闻传播的各类“神话”提供参照。

　　2023年5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陶氏数字新闻研究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发布了题为《企业对公共信息的控制》的报告，揭露了以硅谷巨头为代表的私营企业在数字时代如何以“数据保护”为名阻碍新闻机构获取公共资讯的隐秘机制，并从立法、执法、司法与资本权力扩张等四个维度归纳出了企业“合理化”信息控制的手段。[5]

　　首先，从立法层面来看，美国国会在以硅谷巨头为代表的大型私营企业的“游说”下，近年来颁布了一系列强化“数据保密”和“规避信息公开”的法规，这些“过度泛化”的豁免条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互联网等新兴企业和烟草、军工等特需产业的作用，但从总体上抑制了商业信息的公开透明，使得“豁免”机制成为企业降低信息透明度的“护身符”，破坏了信息流动和舆论监督的机制。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为2016年的“幽灵事件”。美国民间新闻机构“调查报道中心”（CIR）的记者阿兰·斯蒂芬斯了解到，执法部门没收的大量转手就被卖回至市场，此类“幽灵”因并未备案而无法被追踪，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巨大隐患。于是，他向“美国烟酒、以及爆炸物管理局”（ATF）提交了一份公开相关信息记录的申请，而制造商组成的行业公会因担心其使市场过度饱和的事实被进而揭露，便依据“豁免条款”以保护商业信息为名，用法律手段阻止了政府监管部门公开任何数据。美国泛滥及其引发的暴力仇杀屡禁不绝，政府监管部门和公众舆论除了表达哀悼逝者与谴责凶手之外束手无策，这其中行业公会阻碍新闻媒体进行调查报道也是原因之一。

　　其次，从执法层面来看，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过度”或“泛化”使用国会通过的旨在保护新兴企业和特殊行业的相关法案对新闻业构成“法律威慑”。例如，国会颁布了旨在保护“数字商业机密”的《防治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案》（CFAA），要求当赛博空间中的“隐形门”对外关闭时，任何人都不得非法绕过这扇“门”以获取信息。再如，当企业召开线上内部会议时，其可以通过设置会议密码以生成阻隔外来人员的“门”。一旦记者对此展开事实调查和新闻报道，则很有可能因违反CFAA而遭到企业的诉讼。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共传播迁移至网络空间，新闻记者非但没有得到互联网技术的“赋权”，反而陷入了“负权”的泥沼而寸步难行。

　　2019年以来，私营企业对《信息自由法案》（FOIA）的“滥用”使其得以采取“合理化”手段隐瞒以往必须公开的信息。以劳工权益为例，长期以来，美国劳工部下属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要求企业记录并公开工伤和疾病的相关信息，以保证雇员知晓工作风险，并敦促企业加大预防工伤的力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借助《信息自由法》将上述数据定位为“商业机密”从而拒绝公开。他们声称，这些数据会进而暴露该公司的员工人数和工作时间，而提供此类信息将帮助竞争对手评估其保险成本，损害其业务。

　　再次，从司法生态来看，过去五年，最高法院裁决的两起判罚皆“保护”了私营企业免于公开相关信息。这类“判例”对地方法院起到了示范效应，往往在类似案件的审理中会做出不利于新闻媒体或独立调查记者的裁决。在“资本之手”的助推下，用于向媒体和公众隐瞒关键性财务信息的“空壳公司”数量不断增加。许多调查记者已经发现并报道了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但是，美国司法部门和依赖于“判例”的法律体系对此态度暧昧，新闻媒体和独立记者的调查往往得不到来自司法层面的有力支持，进一步强化了新闻舆论监督的“烂尾”效应。

　　最后，从私有企业的权力扩张而言，平台化时代的互联网公司打破了“公权力—私权利”的二元定势，形成了“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的三角权力结构。特别是近年来，以Google、Meta（原Facebook）为首的大型科技公司仿造“大学城”的模式，在美国各地建立“公司城”（Company Town）多米体育，从根本上攫取了原属于政府部门的市政管理权，并以保护商业数据为由与州、镇等地方政府签订保密协议，拒绝按照当地的“公共记录法”向包括记者在内的公众披露信息。

　　例如，在Meta打造的公司城“杨柳村”（Willow village）的规划中，包括1729个住房单元、125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一个大型酒店以及可向公众开放的社区公园和城镇广场，构筑成为集办公、娱乐、住宅为一体的专业社区。在这一过程中，Meta一方面接管和控制附近的公共服务，充当实际的城镇治理者角色；另一方面却在项目建设中使用大量保密协议，拒绝公开市政关键信息。这使得“公司城”模式及其推广能够轻易逃避媒体和舆论的有效监督，使用“合理化”手段将全方位的公共管理权力转移到私营企业手中。互联网公司可以借“城镇治理”之名跟踪来访人，并由此获取海量数据，而新闻媒体却无法要求私营企业披露相关信息，因而无法保障以私企为主体的“数字化治理”的公开透明。

　　从历史上看，将新闻媒体管控“合理化”是西方市场驱动型新闻传播体系运作的必然趋势。无论是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在当下的数字传播时代，这一趋势都未曾改变。19世纪中叶以来，在自由市场万能论的思潮与新闻传播的产业化浪潮带动下，西方国家由工人阶级主导的“社群媒体”迫于生产成本的压力几近覆灭。随着媒体市场化的不断发展，传媒业的商业潜力逐渐显现，个人资本和私营企业逐利而来，展开对各类媒体机构所有权的争夺。

　　媒体的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传播制品被商业逻辑塑造的结果，这一现象被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赫伯特·席勒称为“思想管理”。当大众媒体的所有权被少数富有者控制时，作为管理者的私人公司会将信息变成带有意识形态价值的商品，向公众传播暗含所有者思想观念、政治立场及经济利益的内容。顺应集团利益的声音得以大行其道，反对的意见则被边缘化，资本力量由此实现对媒介信息的操纵。[7]

　　20世纪40年代，随着劳工运动在全美各地蓬勃兴起，一档支持工会改革的电台节目“劳工播报”（Labor on the Air）在旧金山湾区吸引了上万名听众。然而，该电台的所有者“赫斯特集团”不顾民意强行停播了这个广受欢迎的节目。不仅如此，赫斯特集团更是在其所拥有的报纸与电台网络中打压劳工新闻，如审查内容底稿、解雇工会记者、以“亲商业”节目代替劳工新闻，等等。

　　开办并拥有一家能够盈利、对大众产生影响的媒体机构本身就受到了“门槛资本”的限制。随着媒介技术的迭代，这样的“初始过滤”作用愈发增强，大众媒体行业的产权呈现出了集中化的趋势。然而，这一趋势非但没有得到法规的有效约束，反而在放松管制的政策下愈演愈烈，最终在并购浪潮的加持下造就了囊括多元媒介形态、跨地域的“媒体寡头”。及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传媒业的所有权集中于50家私营公司。[8]

　　在国会推出一系列保护“自由市场”的政策后，媒体产权集中化的趋势加剧。1987年，里根时代推行的以“解除规制”（deregulation）为核心理念的传播管理政策实质上恢复了“党派新闻”的传统，尤其是以“狐狸台”（FOX News）为代表的右翼媒体机构赚得盆满钵满，也反过来让那些自由派媒体变得更加“左”倾，彻底打破了美国大众传媒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政治中立”“党派平衡”的行业共识。

　　一方面，媒体机构因需向“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等半官方性质的监管机构申请经营许可而受到管控和约束，大型企业需要得到政策支持以谋取更大利益。另一方面，各类政治势力需要媒体通过报道话题及具体事件的选择、信息的过滤、报道的倾向等系列方式服务于其党派的政治议程。于是，新闻媒体、政府、企业三者围绕着选举和“党争”形成了联系更为紧密的“闭环”。1994年，垄断美国媒体市场的企业数量进一步缩减至23家。[9]

　　1997年，克林顿总统解除了“电信管制”，放松对媒体所有权和传播内容管制的政策获得了两党的一致支持。2010年，最高法院极具争议的裁决打开了企业“献金”进入选举的闸门，政府与企业以更为直接的方式结盟。时至今日，随着2019年两大传媒巨头的合并，美国传媒产业被康卡斯特(Comcast)、迪士尼(Disney)、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时代华纳(Time Warner)和维亚康姆(Viacom)等五家公司垄断，企业巨头由此完成了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图书和电影等主要媒介形态的高度集中化控制。

　　随着大众传媒行业中自由市场议程的推进，商业逻辑越发深刻地嵌入于媒介内容生产与消费过程中，这使得资本与媒体在“直接的所有关系”之外形成了隐蔽的利益链条：企业通过广告的商业化模式为市场化媒体供给收入，大众传播机构则在信息流通的过程中插入推广信息以刺激受众购买产品。以1981年美国传媒行业的营收数据为例，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等各类媒介的大众发行收入总和不到70亿美元，而广告津贴则高达330亿美元，成为媒体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10]这种依赖于广告收入的生存逻辑使得大众媒体极有可能将商业公司的盈利考量内化为信息生产的逻辑。换言之，媒体机构不仅会对影响广告主商业利益的新闻进行自我审查，甚至还企图通过改变内容“调性”吸引更具消费能力的读者群体，以赢得企业的持续资助。

　　纵观美国新闻史，大量案例都印证了新闻媒体在市场化运营逻辑之下难以挣脱结构性经济制约的“通则”。20世纪60年代，《纽约客》（The New Yorker）在报道越南战争时一反主流论调，连续揭露美军屠杀平民等残酷事实，点燃了美国社会的反战情绪。然而，这些反战新闻也直接导致了持保守派政治观点的大型企业撤走了对《纽约客》的广告津贴，短短一年时间，该杂志的利润便下降至原有的40%。尽管其鲜明的反战立场收获了大量学生读者的喜爱，但对于商业公司而言，这类受众无法吸引后续广告商的注资。《纽约客》已然是遭遇广告商大量撤资后依旧运营至今的少数“幸存者”之一，更多无法顺应资本需求的大众媒体则在历史洪流中覆灭，根本问题在于当新闻机构拒绝商业公司的广告津贴，就很有可能陷于入不敷出的困境。例如，尽管《每日先驱报》《新闻时报》《星期日公民报》的日发行总量超过了900万份，但由于读者群大部分隶属于工人阶级，从而被广告商抛弃而最终消亡。[11]

　　从新闻生产的视角来看，由于媒体的蓬勃发展和激烈竞争，对内容产品的需求迅速增加，但新闻媒体机构受制于人力与设备等客观条件的局限，无法按照选题需要配置报道资源，这一矛盾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尤为突出。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媒体往往选择与可靠、稳定的信息供给者形成紧密联系以满足海量的新闻报道任务与快节奏的报道议程，而这使得资本窥见了其中的可乘之机。商业公司通过主动提供新闻素材和把控消息源致使媒体机构形成信息依赖，并由此促成二者之间微妙的共生关系。

　　一方面，大型企业因其重要的社会地位和清晰的身份标识，被媒体视作关键的报道主体和可信的消息获取渠道多米体育。另一方面，企业为保护或提升自身形象，往往也乐于为新闻媒体提供优待以巩固自身作为消息源的地位，如定期告知商业动态以方便记者寻找新闻选题、确保信息优先权帮助媒体获得市场优势、准备通讯稿及所需素材以简化记者的报道流程等。事实上，大多数企业的公关团队正是被雇佣为媒体机构提供种种便利，精简新闻记者的工作任务，并与之形成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12]然而，这种“共生”的背面是商业公司通过日常化的信息供给操纵媒体议程和新闻框架的管控行为以及新闻媒体生怕失去此类强势消息源的妥协与沉默，新闻媒体的“客观报道”沦为“空中楼阁”。

　　此外，企业还通过“雇佣”专家间接影响着新闻信息的导向。这种精心策划、按需组建专家队伍的雇佣模式在政府部门和企业都相当普遍。新闻媒体对于专家学者的信赖与推崇使其以可靠信源、专家意见、社论作者等形式获得大量媒体资源，受雇的学者以其专业的身份以及第三方的“客观”立场获取公众的信任，最终进一步确保有利于“雇佣者”观点在公共事件探讨中的主导地位。例如，全球规模最大的非上市企业之一科氏工业集团在数十年间为大学研究中心及智囊团提供数量可观的科研项目资金，受其资助的专家团队因数量众多且涉及领域庞杂被戏称为“科氏章鱼网络”（Kochtopus）。仅在“气候变暖”一项议题上，科氏家族便向92个科研团队投入了约1.27亿美元，并引导后者以“恰当的学术形式”通过媒体发布“反温室效应”的结论，以此推动“取消环境保护政策”的倡议，最终服务于其根本的商业利益。

　　卫星通信、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等信息通信技术带动着媒介形态和传播方式的迭代，引领着世界各国进入全新的信息社会。如同大众媒体的市场化进程，互联网技术也经历了从冷战时期政府所有、服务于军事战略目的到私有企业接管、受商业利益驱动的变迁之路。不同于新自由主义者抱有的“浪漫化想象”，这种变化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开始警觉，进而审视数字资本主义市场中私营企业通过占有、控制传播技术，并最终服务于逐利的过程。

　　在Web2.0阶段，数字科技企业基于“用户生产内容”（UGC），以“参与式文化”之名鼓励用户群体生产海量信息，造就了互联网平台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行，并逐步取代了传统大众媒体的社会角色，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实现政治参与的关键渠道、构建公共讨论的核心阵地。然而，尽管硅谷巨头往往声称“平台”是客观、中立的信息载体，但种种现实案例都彰显了人工智能算法并非毫无偏向的应用技术，“中立渠道论”也不过是科技公司用于推卸责任的幌子。

　　2022年，马斯克在收购Twitter后引发的轩然使得公众首次直观地感受到了互联网平台的操纵行为。一方面，马斯克与《滚石》资深记者联手“解密”前Twitter主管团队如何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阶段通过建立用户黑名单、降低帖文排序等手段操控该平台上的信息流动，以隐藏对拜登竞选不利的新闻；另一方面，马斯克在上任之后取消了原有利于媒体记者的验证系统，并暂时关停了曝光其私人飞机相关数据的6名科技记者在线账号。作为回应，大量新闻从业人员宣布要另寻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报道，#RIPTwitter和#TwitterDown等标签甚嚣尘上，但最终因Twitter作为头部平台的不可替代性而与其“妥协”。

　　互联网公司通过对数字“公域”的所有与控制掌握着制定社会信息流通规则的“中介性”权力，却又以“商业机密”为由将形成自动化决策的算法包裹为不可见的“黑箱”。其依托于互联网行业推崇的“自治理念”自主打造内容管理机制，深刻地影响着公众的信息接收和认知过程。多项实证研究发现，搜索引擎具有强大的操纵效应。用户倾向于选择和信任排名序列更为靠前的搜索结果，于是暗含偏见的搜索排名就能够轻易地改变选民的投票偏好，而用户则往往对这种隐秘操控缺乏感知。[13]

　　将信息把关机制全然交付于流量为王、利润至上的互联网公司是一场巨大的冒险，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将其称为“互联网与资本主义的邪恶联姻”，以描述数字公共空间被贯彻其中的经济逻辑异化的过程。私有企业的逐利本质决定了“共同善”难以成为其内容管理机制的首要考量，目前大多数平台采用个性化的算法以增强用户黏性，致使公众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造就了社交媒体舆论场观点极化的结局。本被寄予“去中心化”期待的互联网技术非但未曾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反而在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之下陷入“再中心化”的行业畸形生态。

　　在“万物皆媒”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信息的内涵越来越广。其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内容，还囊括了人口学统计、使用偏好、兴趣圈层、消费水平等各类用户“元数据”。同时，在市场化机制的推动下，这类原属于个体隐私的用户信息逐渐演变成为新型的商品资源，并催生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九成的美国人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消除他们的数字足迹。[14]但这些个体化的努力在“数字利维坦”的映衬下犹如杯水车薪，美国在线约会应用程序OKCupid的总裁曾在一份声明中坦言：“一旦你选择接入互联网，那么在任何时间都是数百个实验的对象，这就是平台的运作方式。”[15]换言之，随着互联网技术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置身于平台社会的用户将别无选择地“奉上”自身数据，为数字资本主义提供连绵不断的“燃料”。[16]

　　在此过程中，互联网公司对用户数据的货币化则为资本介入舆论场敞开了大门。企业基于大数据分析得以精准把控用户喜好，定位目标受众，进而生产、分发定制化的说服信息，并能够不断根据用户反馈调整策略，从而实现对公众而言无解的控制循环。这种情况在“人机共生”的智媒时代将变得更为复杂，传播学者在对Twitter平台上社交机器人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机器人账号得以通过散布骚扰性语言引导公众负面情绪从而挑起纷争，传播谬讯以营造虚假的真实感和特定观点的共识感知，从而实现操纵舆论的最终目的。[17]近年来，这种自动化的操控术已经形成了组织化、机构化、产业化的明显趋势，而当美国政府过度归因于外部势力的同时，却忽略了资本在这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在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府因与资本、媒体的紧密连接未曾发挥监管的有效作用多米体育，反而加剧了资本对媒体的所有权集中，数字时代也并不例外。美国长期以来对互联网公司的“行业自律”方针已然呈现出疲软态势，但从用户隐私到行业垄断再到问题信息，政府始终未能发挥出有效的制约作用。就算是被美国当局视作数字治理抓手的“反垄断”路径，其看似获得了两党的罕见共识，却因根本诉求和治理理念的大相径庭，难以取得有效进展。2021年便已提出的六案皆在国会停滞不前，距离颁布依旧遥遥无期。

　　在过去十年中，社交媒体平台的蓬勃发展使得新闻机构压力重重。当前者的用户逐渐培养起了全新的信息接受“惯习”，传统媒体即使在完成数字化转型后，也难以通过自己的网页与之抗衡。这一现象打破了原有的新闻商业运作模式，更是使得地方化、社区性新闻机构的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新闻荒漠”的危机促使着传媒行业急于以所有权并购作为解决路径，无视了选题同质化、报道公平性等可能引发的隐忧，并愈发倾向于生产附着商业意识形态的信息，从而获得财团的经济支持。[18]

　　作为信息社会的“新贵”，互联网公司自然也成为媒体机构遭遇生存困境时的“救命稻草”。科技企业普遍采用了更为隐蔽的资金补助模式介入新闻生产的过程。2019年，扎克伯格宣布了一项资金高达3亿美元、为期3年的“元新闻项目”，旨在与新闻媒体机构和独立记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共有559家美国新闻机构通过该项目获得了资金补助。[19]但由于财务明细数据和相关信息并未完全公开，我们无从知晓“哪些媒体被该公司选中”，更无法探究“这种伙伴关系对新闻生产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一项目在美国社会并非个例，社交媒体平台累积形成的流量优势使得Alphabe（Google和YouTube的母公司）、苹果、Meta等“科技新贵”不约而同地进军新闻业。

　　然而，互联网公司近年来致力于与新闻业共建的“财务伙伴关系”并未终结二者之间的博弈。继澳大利亚、加拿大要求硅谷巨头向新闻出版商支付内容费用后，美国政府也开始重新审视互联网平台与新闻机构之间不平衡的共生关系，并试图组织新闻业与科技公司进行集体谈判。在硅谷巨头云集的加州，立法者提出的《加州新闻保护法》旨在对平台分发新闻文章获得的广告利润进行征税，并将70%的资金用于资助本地媒体。但硅谷巨头并不买账。扎克伯格领导的Meta就抗议道，若这一法案通过，则旗下的Facebook与Instagram平台将停止发布加州新闻媒体的相关内容。

　　这种胁迫手段是以扎克伯格为代表的硅谷寡头的惯用伎俩。2022年末，美国国会曾考虑将《新闻竞争和保护法》加入必须审议的年度方案中，却在Alphabe公司与Meta相继宣布会因此关停与美国媒体相关的新闻服务后偃旗息鼓。试图通过类似法案的加拿大也面临着同样的僵局，Alphabe公司甚至在今年2月对加拿大用户开展“测试”，以观测在固定地区内屏蔽搜索新闻网页的方案是否可行。讽刺的是，作为唯一使得硅谷巨头做出妥协和让步的案例，澳大利亚的媒体所有权却高度集中，默多克新闻集团控制了超过一半的市场，不难看出其本质是资本博弈的结果。这意味着，在头部社交媒体平台和并购大量传统新闻媒体的“媒体帝国”二者中，无论哪方获胜，终将难以逃脱资本操控媒体的底层逻辑，资本与市场联手管控新闻媒体的“合理化”路径随着传播技术的演进还会以新的形式延续下去。

　　[2]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11:6.

　　[7]赫伯特·席勒.思想管理者[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6:14.

　　（史安斌：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刊学术顾问；俞雅芸：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明君：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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